到3月31日“大门关闭”，共有52个国家申请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亚投行随即进入实质筹备阶段，就出资比例、投票权等真问题将开始真刀真枪的谈判。

　　外交初捷后，中国容不得松口气，接下来一系列重要问题将需要中国回答。

　　首先是中国的否决权。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在3月25日表示，亚投行将按域内和域外划分其成员，随着成员国数量的逐步增加，每一个成员的股份比例都会相应下降。所谓中方寻求或放弃一票否决权是一个不成立的问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大的痛点就是美国股份不及20%却拥有否决权。

　　中国正是回应现行国际机构已落后于世界格局变化的历史趋势，提出了包括金砖发展银行、亚投行在内的新时代多边开发银行。中国在亚投行坐拥否决权实际上是一种负资产。

　　不过由于美国和日本两大经济体并未加入亚投行，根据GDP水平和出资实力，中国在前期仍会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在接下来的章程谈判、确定选区和董事席位的鏖战中，对中国在多边组织中协调能力的检验才刚刚开始。

　　仅以欧洲为例，僧多粥少的局面已经出现。

　　一位欧洲外交官对《财经》表示，亚投行在游说欧洲主要四国时，似有若无地暗示他们可能有取得董事席位的机会，这让英、法、德、意在宣布加入后进入新一轮的争夺。

　　据《财经》记者从权威人士处得知，在董事席位分配上，会根据GDP水平，同时也需要兼顾区域平衡。这在世界银行的董事会设置中也有先例，例如世行就为瑞士、俄罗斯和沙特设置了不需选举的特别席位。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在先后出访东南亚时提出了筹建亚投行的倡议。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这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补充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性举动，是对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有益补充，对全球和亚洲各国来说都是互利共赢的。

　　亚投行的总部将落成于北京的金融街。几街之隔，长安街的另一端，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近年来，坐拥丰厚资金的中国已经是全球巨大的开发性资金供给国，这两家机构正是主要的对外窗口。它们所代表的，是中国依赖于两国的友好关系，提供优惠贷款换取资源，或者战略目的的经济外交。

　　尽管地理距离不远，但亚投行希望与这些中国开发机构的前辈相比，奉行一套更适合当今趋势的理念：走共同制定规则、共同出力、共同协商、同时实现风险分担的多边道路。

　　亚投行自创始至今，通过实践国际透明化标准消除了不少业内人士和国家的疑虑。

　　3月初，获邀参加亚投行研讨会的世界银行前驻中国代表杜大伟对《财经》记者指出，亚投行的倡议和筹办过程无疑是中国在外交上的一大胜利。

　　这是中国在新的历史阶段展开多边外交的全新登场。在这个舞台上，游戏规则不同以往。

　　亚投行的成功接下来面临着如何制定各方都能接受的规则、如何制定标准、如何提高投融资效率等挑战，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够将开放、协商和合作的多边理念作为广泛共识，在日常运作中保持亚投行的独立性。